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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地铁丢书 民国读者从哪里淘得图书?

2016/11/29 16:55:17 加入收藏

近日,电影《哈利·波特》中饰演赫敏的英国演员艾玛·沃特森在地铁上“丢书”,将自己喜欢的书放在地铁角落,并在书里夹有留言纸条,以此来推广地铁阅读和全民读书。这一风潮很快传到了中国。黄晓明、张静初、徐静蕾、任泉、罗永浩等明星名人纷纷参与中国版“丢书大作战”,把10000本书丢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地铁、航班和顺风车上。一时间读书又成为热词,那么民国人如何阅读?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全国书业中心,本文以上海读者为例,回答民国读者读什么书、他们的书从哪里来的问题。

民国时期的上海福州路

  读者的阅读行为受制于多种因素,这其中既包含个人经济社会地位,也能反应时代、地域特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图书读者对于图书的选择、阅读的目的是个人回应都市近代化发展和商业化进程的一种表现。

  民国时期上海系全国出版中心,抗战前上海出版图书的品种占全国的90%以上。 印刷出版的图书一般都经历类似的循环规律,这个循环规律就像一个传播线路系统,从作者到出版人,再到印刷的人,再到运输的人,再到卖书的人,最后到读者。与读者接触最为密切的是“卖书人”、“租书人”或者公共图书报务者,读者从这些人手中直接获取图书,也就是说书籍到达读者手中可能通过书店、书摊、读书会和图书馆等场所。 因而梳理读者获取图书的场所有哪些种类,分布在哪里,又是怎样地提供图书。

  1905年,上海书业公所和上海书业商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新书业的形成。民国以后,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等几十家新书店纷纷开业,大小书店几乎遍布上海各个区域。1935年上海市教育局第四科通俗教育股编辑的《上海市书店调查》,记载当时上海共有书店261家,除了近30家专营旧书的书店外,多数书店兼顾发行、经售各类新书等业务。经营的书籍包括经史子集、医药卫生、文艺小说、图画、西文等图书。

  位于福州路上的书店有40多家,还有多家书店在河南路、山东路、山西路上靠近福州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书店逐渐集中于河南路以西,福建路以东,汉口路以南,广东路以北的区域,主要聚集在河南路、福建路之间的福州路一带, 福州路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街,福州路又称四马路。福州路作为文化街肇始于1861年,墨海书馆迁入福州路附近的麦家圈。之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三家规模最大的书店和扫叶山房、千顷堂、文瑞楼、鸿宝齐、广益、会文堂等老字号书店均开设在福州路及其周边区域。分布在福州路的新书店在密度与规模上都处于上海图书市场的中心地位,福州路文化街的形成则缘于鳞次相比的茶楼酒肆、书场、妓院等娱乐场所,它们的繁荣为书报业提供了无限商机。

  除了福州路作为各类图书的集散地外,部分专业书店分布在城市不同的片区。科学书店最集中的地方在今淮海路和重庆南路交界处、延安中路之陕西南路与成都北路之间一带最为密集。外文书店分布于静安寺路和北京西路沿线,纺织书店主要分布在江宁路一带的工厂内。 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上海创办的书店主要有大江书铺、人间书店、辛垦书店、湖风书局等。

  这些有固定营业场所的书店外,当时还存在着一种“皮包书店”。所谓的“皮包书店”是有书业的失业职工,自己编辑、销售图书。他们往往把所有的原稿、校样、发票、图章等等都放在一只皮包里,贬称“皮包书店”,其印刷业务则外包给其他书店。 出书后多由小书店、小书摊代销。此类书店多印制连环画等符合小市民趣味的图书。

  上述书店一般经营新出版的图书,而出售旧书的书店主要集中于汉口路和城隍庙地区。汉口路又称“三马路”,在《上海市书店调查》中共有近30家专营旧书的书店,其中有10家位于汉口路。比较著名的几家有:古书流通处(三马路惠福里开业)、博古斋(三马路惠福里)、忠厚书庄(带钩桥路,今山东南路)。相比于汉口路,城隍庙的旧书价格便宜,尤其以城隍庙护龙桥的书价较便宜,多以简陋的书摊售卖旧书。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如北京等地一般所言售卖旧书,多指古籍善本,而上海地区所言的旧书古籍善本较少,多为旧杂志和绝版旧平装书籍。由于当时的上海已成为为全国的出版中心,使得这里有足够多的新书问世,而新兴城市的人们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新书,事实也因为传统文化资源缺乏,表现在古籍善本方面则较为薄弱。上海的旧书市场也包括旧西文书店,城隍庙的菊舲书店、卡德路的民九社、北四川路的添福记都有西文名著售买,沿了北四川路和城隍庙也有许多卖学校课本和通俗小说的西书摊。

  三马路上书价的标准,大概是元版刻本每部二元,明版刻本竹纸每部一元五角上下,宣纸印的才能卖到一元七八角;清代的刻本,稀见的卖一元一二角,普通的刻本都在一元以下,这是他们对熟客的标准书价。 城隍庙地区的书价整体相对较低,这里卖书的场所有书店、书铺、板摊、地摊等,他们卖书的价格依次递减。城隍庙区域的书价除了相对较低外,还有一个特点是有商量的余地,但是不同的地点还价的区间不同。

  旧书基本不按照定价销售,价格浮动空间较大,阿英纪录过他在饱墨斋旧书铺的一个故事:

  有一回,我在四马路受古书店看到了六册残本的《古学汇刊》,里面有一部分我很想看看,开价竟是实价十四元,而原定价只有三元,当然我不买。到了饱墨斋,我问店伙“《古学汇刊》有吗?”他想了半天,跑进去找,竟从灶角落里找了二十多册来,差不多是全部全了。他笑嘻嘻地说:“本来是全的,我们以为没有用,扔在地下,烂掉几本,给丢了。”最后讲价,两毛钱一本。这两毛一本的书,到了三、四马路,马上就会变成两块半以上,真是有些恶气。不过这种机会,毕竟是不多的。

  旧书的售价当然不能按照定价来,但是同样的书两地相差三、四倍的价差也无疑让人惊叹。不过,如作者所言,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

  除了书店之外,部分读者也从其他地方买书,尤其是买旧书。根据黄裳回忆,他在抗战前几乎每天都光顾徐家汇附近的一家废纸店,用很少的钱买书。这家废纸店里,“只有一间门面,后面就是灶间。白天也总是亮着黯淡的电灯。四面墙上钉着木板叠成的书架,当中放一张长案,报纸、杂志、中文西文书本就胡乱地堆在这上面。” 而汪曾祺在福煦路一个中学做老师时也常常在校门外的书摊上买书。这个书摊是名副其实的“地摊”,连一块板子或油布也没有,书直接平摊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书摊的主人是校工老徐,书价和"烂纸的价钱差不多的。” 这两例回忆说明买书的地点不止有书店、书摊,很多读者通过不同的渠道也可以得到书籍。

  小书摊遍布上海各个区域,它们同时经销并出租图书,多数摊位以出租连环画为主要业务。这些小书摊是市民读物的主要供应场所,甚至有人将其比作大多数民众的图书馆。小书摊共有一千二百处之多,广泛分布于南市、租界、闸北, 他们的主要主顾是儿童、店员、妇女、工人、妓女五种人。 一般书摊的辐射范围有限,只有附近的人前来租书,因而小书摊多选择住家、路人、工人多的地方,或商店、学校、妓院附近。这些书摊竞争激烈,为了吸引读者,“摆书摊的人,都不等到全部连环图画出齐了才去进货,而是每晚必到连环图画的出产地去零购最新出的几本,作为明日号召阅者的奇货。”

  小书摊上经售和出租多种图书,包括戏曲曲艺唱本、新旧小说、字帖尺牍、私塾读本、连环画等,出租图书为多数小书摊的主营业务。 总体而言,小书摊上的图书以消遣图书为主,甚至有迷信、低俗图书,时人对其评价为:“神仙妖怪凭空造,害得青年意志偏。” 大量娱乐消遣阅读中涉及情爱、家庭内容体现着读者关切现实,武侠、凶杀、黑幕等内容又表现出他们意欲逃离现实,个人面对时代变革的积极应对和无力之感错综交织。处在社会底层、文化程度较低、经济条件差的读者无法找到上升的通道,不具备学习为目的的阅读条件。店员、职员等社会中层在学习知识、追求致用的过程中,实现个人抱负的人很少,大部分人在此过程中将阅读目的转变为追求消遣娱乐。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出版社把读者追求的消遣娱乐低俗化,甚至出现色情暴力、低级趣味、荒诞不经的图书大行其道。

  小书摊上的图书出租次数较多,因而小摊贩们想尽各种方式保护图书,以免损坏。小书贩有的将新到的连环图画在各册的书脊上先加贴一纸,有的将没有书套的旧小说都加上纸套,有的将破旧的连环图画合订成厚册,另加封面。

  依照《上海各图书馆概览》的统计,1934年上海共有图书馆81家 ,这些图书馆可以分为4类:学校图书馆、科研文化机构图书馆、其他团体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其中学校图书馆最多,达44家,他们一般只对本校师生开放。科研文化机构图书馆12家,不对外开放。其他团体图书馆共19家,服务于社团成员,或者经该社团成员介绍可以借阅图书。公共图书馆中比较有名气的是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东方图书馆。1934年11月10 日史量才被暗杀,为纪念史量才先生,申报流通图书馆改名为量才流通图书馆。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创立的,最初只为编辑服务,后对公众开放。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焚毁,时人愤慨“几代菁华付劫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图书读者其图书的主要来源非买即借,很少存在高级知识分子间互相赠与图书和从读书会中获取图书的情况。他们从书摊、书局、图书馆等场所获取图书,这些场所分布于城市当中,共同构成了上海图书读者的阅读场所。小书摊广泛散布在城市各个区域,多数书店和图书馆位于商业中心,便利的交通和兴旺的人气为书业创造了商机。

  阅读本身具有多重属性,有的阅读是追求消遣娱乐,有的阅读是为了追求知识以致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图书读者的阅读行为中,这两种属性的阅读有具有。以学习知识达到致用为目的的阅读同时包含改善个人生活和有利于社会、国家和民族的目标。改善个人社会和促进社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统一性,因为个人的福祉往往依托于社会发展和民族富强。追求消遣娱乐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其他两个目的,往往被否定。在过分商业化和急于追求富强的社会环境中,不惜以损失阅读的系统性和美学的追求为代价,以实现阅读致用的目的,因此二三十年代上海读者的阅读有时趋于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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